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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对自耕农的分析首先要从自然环境条件说起，或者说首先应该理解其背后的自然禀赋基础，进而确定其历史必然性。 可以说，东亚其他国家的自耕农业本来是中国自耕农业的扩展与浓缩，不仅是因为它们与中国的自然环境条件类似，都是山地多，平原少，以东亚季风性气候为主，雨热同期，而且在“人地关系”上比中国更加紧张。众所周知，中国的耕地资源仅占世界的7%，水资源占世界的6.4%，而水土光热配比的耕地不足国土面积的10%，却养活了且继续养活着世界上21%的人口，自古以来中国的人口密度一直很大，生存条件与人口增长受到自然资源条件直接且强烈的制约，进而被逼迫着形成以自耕农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那么，显然，东亚其他国家的人口密度更高，人地关系上的矛盾更大，且受到岛屿与半岛的限制，甚至山地更多，没有扩张的空间，或者说一旦扩张就是军国主义战争，像二战中的日本一样。况且在历史上它们也没有对抗中国的实力。比如：“日本土地资源严重不足，人口老龄化严重，多发火山、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的一个国家却养活了1.268亿（2017年）的人口，人口密度348.3人/平方公里（2016年）。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人口密度46.5人/平方公里的7.5倍。日本多山，全国68%为山地，和中国的陕南、云贵川等地的山区颇为相似。而山地、坡地根本不具备发展规模化、机械化的现代农业。那么，日本的农业到底发展得怎么样？他们怎样做到以少量的耕地来养活庞大的人口，并实现农产品出口？”答案就是他们的农业是自耕农业，若离开自耕农业，或者说若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那样发展规模化的大农场农业，是不可能有出路的。 由此，客观上看，与中国相比，其他东亚国家更加强调内部的“土地均衡分配”，不可能出现土地大规模集中的情况，否则，社会难以发展起来。这就使这些国家的自耕农业比中国更加重要且数量庞大，至少是越往后发展，他们就越需要自耕农业这种生产方式，或者说它们在历史上存在着“自耕农化”的趋势。 总之，对于东亚边缘地带，怎样利用有限地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口，为此应该采取哪种生产方式，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由其世世代代生活的自然环境条件决定的，进而反映着这里的自然禀赋。比如，日本、朝鲜半岛与中国一样是以稻作文化为主的传统农耕文明区，这是由共同的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决定的。东亚地区东南面临广袤的海洋，是大海洋与大大陆的交汇处，属于典型的亚热带、热带季风区，日本、韩国与中国的水稻产区一样湿润，夏季雨热同期。但是，作为岛屿和半岛，与大陆隔绝，它们的稻作文化要比大陆晚得多，时间远不如中国悠久。比如，“中国的稻作迟至中国秦汉时才传入日本，进而才揭开了日本弥生稻作文化的新一页，从此告别了此前的绳文渔猎文化”。 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上朝鲜半岛、日本岛的地势高低不平，山地多，平原少且狭小，宜耕的土地需要逐步开垦且有限，江河短小湍急，容易泛滥成灾，气候四季变化比较明显，甚至说普遍地冬冷夏热，有的因为冬季严寒，需要贮藏粮食。总之，有限的自然资源条件要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因而，只能形成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而不可能形成大规模农场化农业。这样的农业必然会走向精耕细作，尽量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出。否则，在资源匮乏、总体自然条件不适宜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若没有自耕农的辛劳和智慧，任凭什么先进的理念和制度设计，不管它有多大的经营规模，恐怕都无法满足这么庞大的人口对粮食的需要。 同时，日本、朝鲜半岛的自耕农业必须保证可持续性，维护好土地的再生产能力，因而它天然是有机的，是生物多样性的。于是，在这些地区的自耕农业中，“以水稻生产为例，人们从稻田里取走的稻谷和茎叶，经过人畜的食用，仍旧以粪尿的形态返回稻田，非常彻底。此外，如城镇居民的生活废物包括人粪尿、垃圾、商业手工业加工的有机下脚料等，都毫无例外地返回乡间农田。这种城乡有机物质的循环利用，大量见诸于历史文献”。因此，美国农业学家富兰克林·H.金，长期在中国调查研究，著有《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其将东亚农业置于一个西方视角，认为东亚农业是和谐的农业。其中的耕作栽培方法对于解决环境、粮食食品、生态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的意义，这为美国有机农业提供了思想支持，并认为可以借鉴传统农业，将经验与科技结合起来，改造美国化学农业，创造现代农业生态体系。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从经济学的视角，对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给予过重要评价，并批驳了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和隐蔽失业理论。这对研究中国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总之，正是因为特定的自然禀赋基础及其与人的增长之间的矛盾，日本、朝鲜半岛的自耕农业中包含着具有内在可持续性的要求与机制，一直到当代都是如此，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业依然以小规模的自耕农业为主。

 

3

解密自耕农业起源

 

其实，东亚的自耕农业的形成既是资源环境条件制约下“人地关系矛盾”促成的结果，也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制度演变的结果。可以说，围绕着自耕农业的起源，自然环境禀赋和经济社会制度相互作用，有时候互为因果。离开对制度演进及其作用的认识，我们也不可能对自耕农业的起源有全面准确的认识。与其他地区，特别是欧美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形态相比，我们认为，东亚的自耕农业在起源上与以下制度紧密相关。

 

（1）亚细亚的社会形态与结构

 

在社会形态与结构上，东亚社会，特别是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在于：一方面它没有或不是西方那种典型的封建制度，而是另外一种成熟与悠久的制度体系，一些学者将其概括为“亚细亚的社会形态与结构”。在这种社会中，土地不是封建主的，没有也不可能高度集中，所有权流转兼并是经常的，一直都是变动的，同时人与人没有欧洲中世纪那种强烈的依附关系，资源特别是土地，倾向于在耕作者之间均衡分配，为此形成了“耕者有其田”这样的或类似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生活中更多的是农民个体与国家或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森严的等级关系。农民种地纳税、承担徭役与兵差，国家或政府承担救灾、司法、水利、防御等方面的职能。由此形成一种稳态的社会形态和结构，这是历史长期演变的结果，除非某个政府治理失效，官员腐败，税赋超重。另一方面，它没有也不会有西方近五百年来殖民扩张与侵略的历史，进而不可能产生西方那种现代化的社会形态和结构，包括治理结构。 整体上看，东亚社会不可能通过侵占殖民地、转移过多人口，去化解或缓解“人地关系紧张”的问题，不可能在宗主国形成有相对规模的农业形态，更不可能有殖民地以形成大规模的农业形态，仅有的日本军国主义扩张也被证明是失败的。这样的社会基础与历史条件决定着在农业生产上必然形成并一定要延续自耕农这种生产方式。但是，其他东亚国家不同于中国的地方在于它们的晚熟，且时间短，毕竟它们都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拓展区，文化乃至人口都是由中国逐步传播或迁徙过去的。以日本为例，到中国的秦汉时期，它们才开始进入稻作文明时代，才开始脱离母系氏族进入阶级社会；到中国的隋唐时期，它们才开始“大化革新”（类似于中国的“商鞅变法”）。 故而，虽然客观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决定着它们的农业生产方式必然“自耕农化”，但是比起中国来，它们要晚得多，同时变化起伏不如中国大。比如，“17世纪后半期小农生产模式逐步确立，即以单婚小家族为劳动单位依靠人力、农具采取多施肥、多劳动的方式耕种零细错圃形态的农地。幕府、大名实行小农维持政策，以稻作为中心的农业经营得到了稳固和加强。小农经营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作为农业经营的重心，具体表现为一年两熟制的扩大、肥料的多用、农具的改良三个方面。耕地狭小和小规模家族劳动是江户时期农业经营的显著特征”。 所以，越是到近代直至现代，这些地区的自耕农业才越发达，越具有稳定性和基础性，比如，的日本、韩国农业几乎全部由自耕农经营。总之，作为原住民聚居地的东亚地区，特别是处于岛屿和半岛上的日本、韩国，基于历史的社会形态与结构条件，不可能产生西方的那种大规模农场化农业，而只能以自耕农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