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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美国的危机确实不完全是领导力危机,也是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一次重大挑战。
同时,由于美国国内以族群矛盾为代表的社会深刻冲突的根源长期未得到缓解,因此美国也出现了现有政治制度危机。综合来看,这次危机确实使得美国霸主的地位变得摇摇欲坠。
不管是思想家如福山,抑或是美国的一些政党分析者,都承认美国现在面临着大问题。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将来不是被外界击垮,而是源于美国内部的崩塌:不管是族群矛盾、政治体制危机,还是别的因素,*后都将使美国进入不可逆的衰退通道。我觉得此论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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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时间11月15日,SpaceX首次正式发射商业载人飞船
但美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难以撼动的地方。
比如,美元的霸主地位恐怕一时间任何国家都难以撼动。美国在航天航空领域的巨大优势,包括NASA和马斯克在内的社会科技创新力量,恐怕还不敢说美国科技创新力已经崩溃。
尤其作为大学的教员,我观察到,美国教育是一种重要而强大的软实力。其他国家和美国在科技创新能力培育方面的差距,恐怕比GDP差距、军事差距还要大。
而且美国历史上经常有所谓的钟摆效应。比如,当保守主义思潮盛行后,下一轮将盛行自由主义思潮。当单边主义登峰造极后,下一轮就开始重回多边主义。
现在美国退了将近20个大群,包括教科文组织、世卫组织、TTP等,但这些都是美国成为世界霸主重要的软实力支柱。特朗普时代自废武功,把这些软实力放弃了。
“软实力”概念的发明者约瑟夫·奈到北京大学演讲时强调,美国未来一定要重新重视国际协调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而不能只顾当下经济利益,搞单边主义。
我不敢保证,再过一段时间,美国多边主义的钟摆是否会摆过来。总而言之,不要低估当下美国的危机,但也不能忽视未来美国钟摆摇回来的可能性。
搜狐财经:疫情将加剧全球化的退潮,以及相应的国际组织影响力和协调力的下降。有观点认为全球化将进入新的半球化时代,也有观点认为这一轮全球化已经终结。您如何判断当前全球化的走向?
王逸舟:不少观点以为,当下的危机是全球化的退潮或终结,是国际组织影响力和协调力的下降。我并不赞同上述观点。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使用得当,可以使你披荆斩棘。因而,全球化危机中,也蕴含着危中之机。
这几百年来,全球化自有其周期。每个周期都是大浪淘沙的过程。每次重大危机出现的时候,就会产生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摧毁了一些产业,同时也蕴含着新业态、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
在经历了疫情这个大冲击波后,某些无法适应信息化需求的传统行业、技能和产品将变得不再时兴。而新的技术和业态将悄然兴起,有可能在未来十几年、几十年站到桥头,成为新一轮全球化高涨期的领头羊。
全球化的低谷期恰恰非常考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非常考验政府决策者制定经济刺激导向的眼光。
国际关系其实也是如此,在经历了大震荡后,人们也在思考未来的国际制度,如何开展国际多边主义的合作?全球化一定还会进入新一轮高涨期,国际制度重塑、国际多边主义协调一定会再起步的,只不过采取了不同以往的形态。
*近德国当选为欧盟下半年主席国后,默克尔发表了好几次深思熟虑的讲话。在我看来,这就是德国试图推进新一轮全球化的战略思考。
她特别谈到,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英国脱欧导致的内部裂痕,以及难民潮等问题,德国有决心使得新欧盟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开步伐。默克尔看似平和、温和的语气间,其实蕴含着智慧,体现出她长远的眼光。
全球化的新周期还会到来,无论是从体制层面、观念层面还是技术层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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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物科技公司Moderna日前称其**mRNA疫苗保护效力达到94.5%
搜狐财经:中国在此次疫情中率先恢复,有可能成为国际医疗或防治疫情行动的***和协调者吗?
王逸舟: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国民为全球抗疫所付出的牺牲,以及随之取得的阶段性成就,但一定不要夸大成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和协调人。
我们在软实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国际形象塑造、多边斡旋谈判等方面,我国还是一个新手。尤其美国政府更迭之后,新的领导人可能重新美国在多边机制中的主导,加强对盟友的协商协作。不要低估这种可能。
我的一个发现是,近这些年中国对国际多边合作方面的注资投入在快速地增加,中方人员参与数量也随之提升。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多边机制的积极响应者、参与者和贡献者。
但是在诸如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国际难民署、国际粮农组织、国际维和行动等重大国际组织中,我们的话语权和**干部仍是不足的,包括制订规则的能力远远还达不到老牌西方国家的水平。
搜狐财经:应如何提升我国的社会实力,走向您所提出的“仁智大国”?
王逸舟:我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举足轻重,这是国家能力的体现。但我国在国际格局中的社会性参与的地位仍然人微言轻。作为个体的中国公民、小微民营企业的创造性和想象力仍然是比较少的。这是一个重大忧患。
我一再强调,当今世界是三维立体的,不仅仅是经济的世界、政治的世界,还有社会的世界。中国可以说是经济世界的弄潮儿,且在政治世界中变得越来越活跃。但在社会的世界,我们还存在不少短板。这是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巨人的*缺失的部分。
我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改革开放*重要的启发是,其大大释放了社会个体的活力。这是中国走向富裕之路、走向经济超级大国的原因。
我特别喜欢像姚明等活跃在全球公共事务上的中国人,因为他们不仅在各自领域中表现得很出色,也代表了来自于中国民间社会的创造性。
在很多时候,他们讲着国际上通用的语言,代表着国际流行的偏好和追求,更好地展示了中国在全球的社会形象。我们需要更多类似姚明这样的人。
搜狐财经:面对疫情后的国际关系变局,您认为中国的应对之道都应该包含哪些?中国在未来参与国际事务时应当坚持哪些原则?
王逸舟:面对疫情后的国际格局,中国参与进去当然有很多不同路径。我个人觉得当下*重要的是要对中国自身的政策做出审视和评估。
另外,我认为中国非常有必要在国际舞台上加强国际协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非常好,但我觉得要避免过于聚焦中美关系,避免各个领域的所有工作都围绕着中美关系的冷热起伏而变化。其实没有必要。
我们需要一种世界眼光,不要随着美国少数政客走,而忽略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国际组织的关系建设。
在该过程中,我们一定也要避免盲目自大,避免意识形态的高调,更不要想着输出中国经验和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氛围都很爱学的,都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因此知耻者而后勇。现在的中国也不应该放弃以往谦逊的心态,因为对国家发展而言,承认问题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承认短板恰恰是国家发展壮大的前提。成于忧患、死于自大,对谁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