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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思想家如福山，抑或是美国的一些政党分析者，都承认美国现在面临着大问题。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将来不是被外界击垮，而是源于美国内部的崩塌：不管是族群矛盾、政治体制危机，还是别的因素，*后都将使美国进入不可逆的衰退通道。我觉得此论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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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时间11月15日，SpaceX首次正式发射商业载人飞船

但美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难以撼动的地方。

比如，美元的霸主地位恐怕一时间任何国家都难以撼动。美国在航天航空领域的巨大优势，包括NASA和马斯克在内的社会科技创新力量，恐怕还不敢说美国科技创新力已经崩溃。

尤其作为大学的教员，我观察到，美国教育是一种重要而强大的软实力。其他国家和美国在科技创新能力培育方面的差距，恐怕比GDP差距、军事差距还要大。

而且美国历史上经常有所谓的钟摆效应。比如，当保守主义思潮盛行后，下一轮将盛行自由主义思潮。当单边主义登峰造极后，下一轮就开始重回多边主义。

现在美国退了将近20个大群，包括教科文组织、世卫组织、TTP等，但这些都是美国成为世界霸主重要的软实力支柱。特朗普时代自废武功，把这些软实力放弃了。

“软实力”概念的发明者约瑟夫·奈到北京大学演讲时强调，美国未来一定要重新重视国际协调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而不能只顾当下经济利益，搞单边主义。

我不敢保证，再过一段时间，美国多边主义的钟摆是否会摆过来。总而言之，不要低估当下美国的危机，但也不能忽视未来美国钟摆摇回来的可能性。

搜狐财经：疫情将加剧全球化的退潮，以及相应的国际组织影响力和协调力的下降。有观点认为全球化将进入新的半球化时代，也有观点认为这一轮全球化已经终结。您如何判断当前全球化的走向？ 

王逸舟：不少观点以为，当下的危机是全球化的退潮或终结，是国际组织影响力和协调力的下降。我并不赞同上述观点。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使用得当，可以使你披荆斩棘。因而，全球化危机中，也蕴含着危中之机。

这几百年来，全球化自有其周期。每个周期都是大浪淘沙的过程。每次重大危机出现的时候，就会产生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摧毁了一些产业，同时也蕴含着新业态、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

在经历了疫情这个大冲击波后，某些无法适应信息化需求的传统行业、技能和产品将变得不再时兴。而新的技术和业态将悄然兴起，有可能在未来十几年、几十年站到桥头，成为新一轮全球化高涨期的领头羊。

全球化的低谷期恰恰非常考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也非常考验政府决策者制定经济刺激导向的眼光。

国际关系其实也是如此，在经历了大震荡后，人们也在思考未来的国际制度，如何开展国际多边主义的合作？全球化一定还会进入新一轮高涨期，国际制度重塑、国际多边主义协调一定会再起步的，只不过采取了不同以往的形态。

*近德国当选为欧盟下半年主席国后，默克尔发表了好几次深思熟虑的讲话。在我看来，这就是德国试图推进新一轮全球化的战略思考。

她特别谈到，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英国脱欧导致的内部裂痕，以及难民潮等问题，德国有决心使得新欧盟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开步伐。默克尔看似平和、温和的语气间，其实蕴含着智慧，体现出她长远的眼光。

全球化的新周期还会到来，无论是从体制层面、观念层面还是技术层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过程。

美国生物科技公司Moderna日前称其**mRNA疫苗保护效力达到94.5％

搜狐财经：中国在此次疫情中率先恢复，有可能成为国际医疗或防治疫情行动的***和协调者吗？

王逸舟：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国民为全球抗疫所付出的牺牲，以及随之取得的阶段性成就，但一定不要夸大成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和协调人。

我们在软实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国际形象塑造、多边斡旋谈判等方面，我国还是一个新手。尤其美国政府更迭之后，新的领导人可能重新美国在多边机制中的主导，加强对盟友的协商协作。不要低估这种可能。

我的一个发现是，近这些年中国对国际多边合作方面的注资投入在快速地增加，中方人员参与数量也随之提升。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多边机制的积极响应者、参与者和贡献者。

但是在诸如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国际难民署、国际粮农组织、国际维和行动等重大国际组织中，我们的话语权和**干部仍是不足的，包括制订规则的能力远远还达不到老牌西方国家的水平。

搜狐财经：应如何提升我国的社会实力，走向您所提出的“仁智大国”？

王逸舟：我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举足轻重，这是国家能力的体现。但我国在国际格局中的社会性参与的地位仍然人微言轻。作为个体的中国公民、小微民营企业的创造性和想象力仍然是比较少的。这是一个重大忧患。

我一再强调，当今世界是三维立体的，不仅仅是经济的世界、政治的世界，还有社会的世界。中国可以说是经济世界的弄潮儿，且在政治世界中变得越来越活跃。但在社会的世界，我们还存在不少短板。这是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巨人的*缺失的部分。

我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改革开放*重要的启发是，其大大释放了社会个体的活力。这是中国走向富裕之路、走向经济超级大国的原因。

我特别喜欢像姚明等活跃在全球公共事务上的中国人，因为他们不仅在各自领域中表现得很出色，也代表了来自于中国民间社会的创造性。

在很多时候，他们讲着国际上通用的语言，代表着国际流行的偏好和追求，更好地展示了中国在全球的社会形象。我们需要更多类似姚明这样的人。

搜狐财经：面对疫情后的国际关系变局，您认为中国的应对之道都应该包含哪些？中国在未来参与国际事务时应当坚持哪些原则？ 

王逸舟：面对疫情后的国际格局，中国参与进去当然有很多不同路径。我个人觉得当下*重要的是要对中国自身的政策做出审视和评估。

另外，我认为中国非常有必要在国际舞台上加强国际协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非常好，但我觉得要避免过于聚焦中美关系，避免各个领域的所有工作都围绕着中美关系的冷热起伏而变化。其实没有必要。

我们需要一种世界眼光，不要随着美国少数政客走，而忽略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国际组织的关系建设。

在该过程中，我们一定也要避免盲目自大，避免意识形态的高调，更不要想着输出中国经验和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氛围都很爱学的，都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因此知耻者而后勇。现在的中国也不应该放弃以往谦逊的心态，因为对国家发展而言，承认问题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承认短板恰恰是国家发展壮大的前提。成于忧患、死于自大，对谁都如此。